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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兆寿:乡土的命运

作者: 来源: 网络转载 时间: 2017-02-12 23:05:36 阅读: 210次

  古代的大文人不管在外做多大多久的官,最终大都要回到故乡。这就是所谓叶落归根。在家乡修建一座像样的房子,面朝南山,可看云起云落,春夏秋冬,然后立德树人,教村里人读圣贤书,余出些精力修地方志,把名字写在乡野的风里,成为传说,死后把身子骨埋在先人坟下面,化为泥土。确如一片故乡的树叶。几首古诗飘落在风里。所以,古时称呼某人,总是在姓后面加其故乡名称。如孟浩然是襄阳人,故而人称孟襄阳;张九龄是曲江人,人称张曲江;王安石和汤显祖都是江西临川人,人称王临川、汤临川,顾炎武被称为顾亭林,康有为被称为康南海,等等。一个人代表了故乡的一种气象,也成为故乡的灵魂式人物

 

徐兆寿:乡土的命运
  古人的乡土情


  另一方面,亲近自然,把握自然之道,是古人为学为人的要旨。古典诗歌的最高意趣也在于对天地之道的深悟。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之句之所以高妙就在于道出了无法言说的存在,这就是道。王维的山水诗也一样。此处无人却有人。人在干什么呢?仰望山水,学习自然,体味自然之道。“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诗人在写作此诗时,几乎是将自己虚空,只剩下一颗顺乎自然的心眼,而整个身心早已融于自然之中了。


  对自然的敬畏上升为一种宗教,这也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孔子在《礼记》中讲,帝王要出巡,首先要祭祀天地,然后对经过的山川进行祭祀。很多人说孔子是无神论者。如果是无神论者,为何要祭祀?孔子不过是存而不论矣。道教中,每一座山都有一个山神,每片土地,也有一个土地神。有时候,山神和土地神是一个,各地都有土地祠。有了这种崇拜,人心就被道德所规训,人的行为就有了节制,一心向善,坏人也就不敢做坏事了。很多人说中国古代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度,其实是不对的。也有人说,中国古代是一个多神教的国家,是不好的现象。这是近代以来拿基督教的一神论衡量中国的两种说法而已。这是真正的崇洋媚外,不说也罢。


  既然都到了一种宗教崇拜的程度,为何说没就没了?我出生于1960年代末,眼睛睁开后就是一片新社会,大地上干干净净。但母亲总是对我讲,原来啊,村子的北面是一片很大的庙,里面有土地,也有佛祖,后来“破四旧”时都毁了,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一个名字,把那地方叫庙门。我总是站在那片叫庙门的土地上往四处张望,那可是一片很大很大的田野,无边的风在我耳边呼呼而过。我在心中感叹,那得是多大的一座庙啊!但说没也就没了。传统的一切,在那股破四旧的大风中消失了。

 

徐兆寿:乡土的命运
  古人敬畏自然


  什么时候文人们老了后不回乡土了呢?是到了近代,尤其是当代。也许有人会说,古时候也是有城市的,是的,但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仍然是按乡土的观念在生活。有钱人家一定要把自己的家打扮成一个山水环绕的自然之家,比如皇帝的家,比如那个有名的读书人设计的苏州园林。当然,还有虚构中的大观园。


  城市,其实是人类的寄生之地。人类从草原或森林中站起来,先是在洞穴里群居,然后在大地上建立起能遮风挡雨的房子,这是一种进步。这是人与万物分离的第一步。因为政治经济生活的集中而建立起城市,这是第二次进步。但这一次便有了中心与边缘的区别,有了等级观念。这种进步过了头,就不一定是好事。它使人类忘记了自然的风物,坐在屋子里想起了心事,然后便发明了艺术与科学。本来艺术是滋养灵魂的,科学是解决身体欲望的,两者之上端坐着信仰,但后来科学越做越强,抢了艺术的很多风头,并且杀死了上帝,自己坐在了上帝的位子上,然后便发明了一种与自然相对立的城市哲学,它叫拜物教。拜物教的特征是纵情声色犬马、金钱至上,这恰恰是马克思所咒骂的资本主义,“它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流着肮脏的鲜血”。它把大地上的一切掳掠到城市,在城市中心建起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成为拜物教的象征,使所有的人都向着它下跪,向着它趋行,而使大地荒芜,田园不归。《圣经》中的巴别塔也许就是城市的象征。上帝对它很不悦,便毁了它。《圣经》上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且在谋划着如何杀死上帝的阴谋。这是多么讽刺的寓言,但我们现在就住在寓言和某种明知故犯的阴谋中,且无能为力,无法自拔。这一切为我们虚构了一个标准,城市是衡量文明的标准。


  于是,这个从欧洲大地上生长、壮大的幽灵,迅速地扩张到全球,形成一种名叫现代性的狂风。古老的中国在这种狂风中被吹倒了,然后也不得已向着它而匍匐行走。这便是中国大地上城市崛起、现代性狂风暴雨的缘由。古老而宁静的田园之梦破碎了。拜物教在中国流行,形成了城乡二元对立的局面。其实,这种二元对立从根本上是商品哲学与大地哲学的对立,是海洋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对立,是席卷全球的欧美中心主义文化与已经边缘化了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www.zhidao161.com)


  记得小时候,村里来了一个城里姑娘,村里人都像看星星一样惊奇地张望。人家穿得那么好看,即使跟我们的的确良一样,可人家的比我们的干净、平整。人家的裤子上没有补丁,人家的脸蛋像凝固了的油脂,人家的眼睛像湖水一样明亮……而我们……母亲总是对我们说,娃娃们,好好念书,争取能在城里生活,只要不种庄稼就行。那是我们上学的根本动力。路遥的《人生》只是写了我们那个时代乡村青年的一点点苦难而已,就已经感动了几代人。刘巧珍是多么好的一个姑娘啊,美丽、善良、勤劳、牺牲自我,她是大地的女儿。而城市的女儿黄亚萍则任性、专横、自私,用权利和金钱诱惑大地的儿子高加林。高加林对城市虚荣的爱慕代表了那个时代甚至整个人类社会从古至今的一种拜物教心理,但他最终被这种虚荣的浮华打得遍体鳞伤。只有大地,还在默默地不计前嫌地等待着他,在接纳他。大地的这样一种精神和情怀在现代性面前被污名化了。

 

徐兆寿:乡土的命运
  鲁迅的《故乡》也许是最早写乡土的作品之一


  今天来看,也许我们得重新去阅读和反思那些现代性的名篇。鲁迅的《故乡》也许是最早写乡土的作品之一了。这个从乡里走出去的城里人,再回到故乡,看见儿时的伙伴润土时,两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装满现代性的城里人和木讷守旧的乡下人就这样产生了。鲁迅在《祝福》、《阿Q正传》中所描写的那些乡下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是病入膏肓的人,几乎没有能立起来的形象。国民性就这样在现代性面前显露出其丑陋的面孔。乡村在他的笔下,是彻底的病态存在,需要彻底的革命。而这革命的药,就是读外国书,革掉祖宗文化的命,拿来西方的文化进行建设。今天研究乡土文学的人,都把最早的乡土写作者追溯到鲁迅。人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几乎所有写乡土的人,都是离开了乡土到城市里的人。他们是怀着现代性以同情乡村(鲁迅等)、改造乡村(从土改运动时期的写作一直到改革开放时代,赵树理、周立波、路遥、张炜等)、悼念乡村(贾平凹等)的目的来书写的。乡村成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最大的心病。有人说,这叫乡愁,其实,这是乡痛。


  比鲁迅稍晚一些,另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城里人对乡村的认识与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就是毛泽东。当这个湖南乡村走出来的青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一边做管理工作一边读圣贤书时,突然看见从窗户里射进来一道明亮的光辉,那就是从欧洲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像亚伯拉罕在艰难之际突然看到上帝之光一样,这个青年也脑洞大开,找到了他认定的真理。他与别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在于,当他们模仿欧洲人大谈阶级矛盾是资本家与工人阶级时,他却敏锐地发现,中国与欧洲不一样,因为中国在城市化建设方面与欧洲不一样,欧洲人生活在岛上,城市化是他们的基本形态,所以资本主义发达,但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大部分人在土地上劳动,农民才是最主要的劳动者,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所以他毅然回到湖南等地搞乡村调查,发现土地才是中国的命根子,于是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然后又渐次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的力量被彻底解放出来了。这是他能够最终打败蒋介石的主要原因。

 

徐兆寿:乡土的命运
  重燃对乡村的热望


  鲁迅对乡村是失望的,毛泽东对乡村却是寄予了热望的。在对土地的认识上,这个走进城里的乡下人,与鲁迅等接受过洋教育的知识分子有着根本的不同。这是他的深刻之处。他接受了鲁迅的“拿来主义”,只是把马克思主义拿了过来,却以中国的实际为根本。他赞扬“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国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但在后来的实践中,他对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采取了抵抗的态度。所以,他后来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和上山下乡运动也就可想而知了。但他并不认为读书就一定要读外国的书,万事以欧美中心主义为标准,他仍然以中国的历史为准。这是他的优势所在。没有这个优势,他就不可能成功,因为广大的农民不认可他,广阔的山川河流不认可他,辽阔的大地就不接纳他。他与鲁迅的分歧也决定了他既要进行革命,同时也要走中国之路,这是因为他的脚牢牢地踩在中国的大地上。


  当然,他与鲁迅等那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点在于,因为浸染在全球现代性的氛围里,对现代性也产生了强烈共鸣,使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彻底的成见,他们视此为救国与革命的大碍,所以毫不动摇地摧毁大地上一切旧的东西。1968年,我一睁眼看到的那个世界就是他们共同创造的世界。大地上一望无垠,空空如也。佛陀在佛经中曾经说过,佛法会在一千五百年后因为正法不在、邪教丛生而慢慢坏死,最后是一切寺院都不存在,佛经沉入大海,但又在无数劫后重生。也许中国的乡土文化也面临共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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